南方财经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周蕊纽约报道
全球经济增长正在变得越来越“昂贵”。对不少发展中经济体而言，问题不再是如何追求更高增速，而是在债务压力、融资收紧和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是否仍有空间为未来投入资源。
在联合国的判断中，这种压力已经具有结构性特征。一方面，全球增长水平长期低于疫情前趋势；另一方面，债务、贸易摩擦、就业和气候冲击正在同时挤压发展中国家的政策选择。这些问题彼此交织，使得传统的短期刺激或临时性纾困难以奏效。
围绕上述议题，南方财经近期在联合国总部专访了Navid Hanif。他现任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 DESA）主管经济发展的助理秘书长，并担任联合国在二十国集团（G20）财政轨道和主轨道中的副协调代表，长期参与发展融资、主权债务重组以及国际金融架构改革的政策讨论与协调工作。
在本次对话中，Hanif结合联合国最新评估，分析了未来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风险，解释了《塞维利亚承诺》在发展融资和债务治理中的现实含义，并进一步讨论了在碎片化加剧的国际环境中，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投资于人力资本、提升生产率和推进结构性转型，增强长期增长潜力与经济韧性。同时，他也分享了联合国对国际合作前景以及中国在全球发展议程中作用的判断。
四大因素影响经济增长
南方财经：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目前如何评估未来12个月的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哪些风险最为关键？例如债务波动以及贸易碎片化等问题。
Navid Hanif：总体来看，全球经济正在复苏，但复苏速度过慢，而且非常不均衡。我们预计2026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率为2.5%，明显低于疫情前3.2%的水平。这样的增长速度不足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尽管发达经济体经济正在逐步企稳，但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诸多困难。
我想提及四个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债务问题。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将其财政收入的10%甚至更多用于偿还债务本息。当资源被用于支付利息时，就无法用于建设未来，这严重削弱了国家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投资能力。第二个因素是贸易紧张局势。正如你提到的，尽管我们尚未遭遇2025年4月所预期的那些风险，但如果新的关税措施出台或升级，这仍然会成为抑制经济增长前景的重要风险。第三个因素是青年失业问题。在一些国家，青年失业率高达20%，也就是说，每五名年轻人中就有一人，仍在努力寻找一份正式工作，即便他具备良好教育背景。失业问题是各国正在面对的一项严峻挑战。第四个因素是气候冲击。气候灾害越来越频繁、强度也不断上升，它们扰乱粮食供应、破坏基础设施，并加重灾后恢复的财政负担。
南方财经：你提到了多项风险因素。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发展融资仍然是许多经济体面临的重大挑战。那么，哪些切实可行的举措可以加快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可负担、长期的融资，尤其是对低收入经济体而言？
Navid Hanif：正如你所了解的，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每年存在约4万亿美元的投资缺口，这个数字确实很大。但如果放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来看，它并非不可实现。全球GDP超过100万亿美元，这意味着所需资金在全球经济总量中占比很小。
我们2025年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召开了第四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并释放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可持续发展需要的是长期、可负担的融资，而不是权宜之计。那么，这具体意味着什么？《塞维利亚承诺》明确提出了三个行动重点。
第一，最重要的是撬动投资，包括国内和国际投资。这其中既包括来自世界银行、区域性开发银行乃至各国公共银行的优惠性融资——我们将这些统称为多边开发银行；也包括引导私人资本参与，并动员国内资源。
第二，《塞维利亚承诺》明确传递出一个信息：债务困境的解决不能再被拖延。文件中提出了一系列非常具体的举措，包括在G20共同框架下的解决方案、制度架构安排等。
第三，《塞维利亚承诺》强调对国际金融架构进行早已迫切需要的改革。这意味着在国家遭遇疫情或重大灾害冲击时，能够获得及时的应急融资；同时也包括对治理体系的改革，因为现有的治理结构已无法反映各国当前的政治与经济格局。因此，《塞维利亚承诺》发出了一个清晰的呼吁：全球金融架构必须更新，并与现实情况相匹配。
投资于人、生产力和地球
南方财经：我们注意到，主权债务重组近期也再次成为焦点。那么，在推动更具可预测性和更及时的主权债务解决机制方面，目前取得了哪些进展？在哪些方面仍需要各方加强合作？
Navid Hanif：我必须强调，当前的债务状况对发展中国家和联合国来说都是非常严峻的问题。对此，我们已经多次发出呼吁。《塞维利亚承诺》采取的是一种非常长远的视角，并非寻求短期解决方案。
举例来说，《塞维利亚承诺》提出的是协调一致、而非临时拼凑的解决方案，旨在系统性地审视各国面临的挑战，并为其提供针对性的应对方案。以G20共同框架为例，该框架提出了三项建议。共同框架是G20提供债务缓解的平台。我们看到，债务减免进展非常缓慢，甚至不如疫情前的效率。当乍得和赞比亚申请时，整个过程耗时一年多。不过，在加纳和埃塞俄比亚的案例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进展，因此整体上仍在向前推进。
具体而言，三项核心建议包括：第一，加快债务重组进程，并在谈判期间暂时暂停债务偿付；第二，确保不同债权人在债务重组中承担相近的责任，这一点至关重要；第三，所有债权人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
此外，《塞维利亚承诺》中还包含三项与债务密切相关的重要共识。第一，应当倾听借款国的声音。因此，各方决定建立“借款国俱乐部”或“借款国论坛”，相关行动已经启动。2025年10月，我们在华盛顿与多国财政部长举行了会议。第二，启动“塞维利亚债务平台”，该平台也于10月在日内瓦正式推出，旨在促进知识共享、提升债务管理能力，并推动相互学习。第三，将更新负责任借贷原则。联合国已有相关原则，但我们希望在透明度、可预测性以及风险评估方面进一步加强。简而言之，债务解决机制正在从临时应对，逐步演变为一个协调、公平、并以发展为导向的体系。
南方财经：可以看出，联合国在弥合借款国与债权人之间的分歧方面已采取了大量行动。但我们也注意到，许多发展中经济体正面临新的挑战，例如就业、生产率、人口结构变化以及投资能力等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哪些政策路径有助于提升长期增长潜力和经济韧性？
Navid Hanif：这些挑战正在变得愈发严峻。我的第一个呼吁是：投资于人，投资于生产力，投资于地球。对人的投资是不可妥协的。对人力资本的投入，每一美元都是对未来繁荣的预付。让我解释一下：提升技能、普及数字技术知识、提供合适的教育背景，并创造机会，人力资本至关重要。事实上，人是国家最重要的财富，我们必须对其进行投资，这一点没有任何商量余地。
南方财经：通过教育？
Navid Hanif：通过教育、技能培训和就业机会。第二是生产力。我必须与你分享一组令人担忧的数据。发展中国家在2000年至2007年间的生产率增长率为1.2%，而在2011年至2019年间下降至0.2%。这是全要素生产率（TFP），降幅非常显著。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这一指标甚至转为负值，这一问题亟需高度重视并立即采取行动。
那么，应当如何应对？答案是结构性转型。首先，向具有附加值的制造业转型，其次发展服务业，并积极拥抱最新技术。
南方财经：比如人工智能？
Navid Hanif：是的，但这同样需要技能和对人的投资。结构性转型是提升生产力的关键，而且这些投资不应被拖延。很多国家会问：我们该如何做到？答案是为这些投资在财政中腾出空间，提升国内资源动员能力，投资于人力与产业，摆脱对初级商品出口的依赖，迈向高附加值生产。
南方财经：也就是说，投资于人，赋予他们技能和教育，同时提升生产力。
Navid Hanif：同时也要投资于地球。可再生能源将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中国就是一个例子。
南方财经：绿色能源，对吗？
Navid Hanif：是的，还包括基础设施投资。通信、交通、工业，都是重要的投资方向。此外，我还要明确强调，应当投资于健康。健康的人口意味着更高的生产力。
南方财经：以及人口结构问题。
Navid Hanif：对，这是另一个需要各国政府高度重视的挑战，即便是目前拥有年轻人口的国家也不例外，这些年轻人终究也会变老。这其实是发展的胜利，是成功的体现，但我们需要提前为此做好准备，我们称之为“银发经济”。应当看到其中的积极一面。
中国将是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力量
南方财经：我们当然希望看到积极的一面，但也必须承认，在当前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碎片化加剧的背景下，你认为哪些领域为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合作提供了最现实的机遇？多边机制应如何调整，才能产生切实成果？
Navid Hanif：世界确实在分化，但挑战是共同的，解决方案也是共同的。看看联合国2030年议程中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它依然将许多国家凝聚在一起。各国都希望在消除贫困、消除饥饿、改善医疗可及性、实现性别平等、促进女童教育等方面寻找解决方案。社会保障和就业创造同样是共同关注的议题。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各国也都通力合作。看看在巴西贝伦举行的第30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在参会规模和行动承诺方面都体现出了国际凝聚力。这些协议仍然在凝聚共识。
11月，我参加了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社会发展峰会。《多哈政治宣言》清晰地传递出一个信息：就业创造、社会包容和社会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对人的投资不仅是社会政策，更是一种增长战略，同时也有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这一议程正在促使各国团结起来，并愿意采取集体行动。
联合国的角色正是支持并促进成员国围绕这些目标展开合作。我们需要向世界表明，只要各国团结行动，就能够取得成果。因此，我们必须高度聚焦问责机制和成效评估。这也是重建公众对机构和多边体系信任的关键。年轻人正在失去信任，我们必须主动沟通并重建这种信任。世界虽然碎片化，但目标是共同的，解决方案也是共同的。
联合国正在发挥凝聚作用。例如，2025年7月的《塞维利亚承诺》、9月的《多哈政治宣言》，以及2024年未来峰会发表的《未来契约》。《未来契约》已经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使我们能够向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供融资支持。《多哈政治宣言》则将社会保障、社会包容和就业创造置于议程核心。通过全球层面的协作，我们正在推动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南方财经：联合国正是通过共同目标和共同挑战，将各国凝聚在一起。展望未来，联合国如何评估中国在推动全球发展议程，特别是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潜在作用？
Navid Hanif：中国将在推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我从三个层面来看。第一，通过发展合作弥合执行与融资缺口。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GDI）就是一个例子，它与2030年议程在消除贫困、粮食安全、就业创造和妇女赋权等方面高度契合。通过全球发展合作和GDI，中国可以帮助各国获得所需融资，并得到关键技术，同时借鉴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成功案例。第二，是技术扩散、人力资本建设和制度建设。中国可以帮助其他国家开展职业培训，提升技能，使其能够根据本国国情应用技术，并建立有助于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项目的制度能力。这一层面主要体现在技术转移、知识共享以及人才培训方面，从而加快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第三个层面，同样至关重要，是加强多边合作行动。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强调联合国应当处于全球治理的核心位置。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支持全球协同行动。通过全球治理倡议，中国可以进一步强化多边合作，维护联合国宗旨与原则，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完善，而这一改革正是当前所迫切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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